2017年底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订了美国史上最大范围的税改法案。

风险之一：诉讼风险

郝勇律师表现，从法律角度讲，税改是随着税率的降低，整体税负减轻进而加强了美国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。但在税改的大背景下，中国企业特殊须要防范到美国做生意的风险，避免成为“冤大头”。此刻，我们处置的四起诉讼和一起仲裁，都是中国公司。少部分是中国公司作为原告去告别人，大部分是中国公司被人告。举例来说，近期，一家中国公司在美国加州被起诉，另一个是中国公司在加拿大被起诉。两者的共同点是：美国的目的公司把中国的买家或投资人给起诉了。这两家公司并无关联，却是非常类似的案例。今后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。其中一个案子的美方原告称，由于中方投资人的钱没有到位，(中方投资2000万美元，只占公司的25%股份，当时的公司估值为8000万美元)。由于外汇管制，这笔钱尚未进来。为此，美方起诉中方公司，并以为给他们造成的丧失远不止2000万美元，而是“狮子大启齿”起诉赔偿为1亿美金左右。理由是，由于资金投入耽误导致很多具体的商业筹划未能按时执行，造成现有的投资人对公司也失去信念，使得公司的估值从8000万美元降为零。此外，2017年12月，另一起在加拿大投资的中资公司也被原告知讼，起诉赔偿金额为1亿美元左右。

郝勇律师提示中方投资者时说，首先，投资人在合同方面要有一个明白的掩护。要将获得有关审批明白作为交割的前提条件，一旦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时，明白规定买方投资人没有任务去进行交割。第二，有没有反向分手费。例如，最终没买成，分手费约为4%至20%左右。怎样将分手费尽可能降低，甚至是没有，这些都须要在合同中明白规定。此外，投资人如果在国内进行集资、融资，事先要做一些评估工作，剖析能够进行集资、融资的可能性有多大。

风险二：公司治理

郝勇律师表现，最近看到很多，在诉讼或交易里，公司治理也是较有争议的焦点。具体来说，在美国“同股不同权”。在公司治理上，特殊是涉及到中国投资人时，往往中国投资人出的钱是大头，是绝大部分的钱，但是却具有很少甚至不具有对公司的管理权。这个在美国法律是比拟常见的，可以持有99%的股，却不具有管理权。有一个极端的例子，我们代表中国一家保险公司的基金。当时我们客户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进来，美方作为普通合伙人。在基金里，普通合伙人有管理基金全体的权利。美方1分钱都没出，中方投资100%的资金，但是没有任何管理权。我们遇到不少的情形是，中方出了大头的钱，但疏于对合同会谈的意识，最后成了“冤大头”。会谈时，没有争夺自己的权益。举例来说，我们处置的一起诉讼中，项目本身是1亿美元左右的房地产项目，中方投资70%至80%，美方仅出一小部分。由于美方对本地比拟熟习，因此由美方管理及操盘。但是，合作了一段时光发现，这一建设项目进展迟缓，并发现了美方很多问题，比如美方最初高估了项目标价钱，投资额高估了;美方在项目中从中渔利，中饱私囊将项目掏空;甚至包含一些项目之外的关联公司，通过支付一些咨询费，慢慢将公司资金往外掏，由此侵犯了中方大股东的权益。

郝勇律师说，美国的“骗子”手腕，通常不会是让大家一眼看穿的手法。相对是高科技、高层次，包装巧妙。比如，有些也有会计师、律师，甚至有作假的财务报表。很多中国企业由于对于本地情形不熟习，通常会找寻一个美国的合作伙伴，一个出钱一个出力。但在现实中，由于中方投资人对公司治理权利的缺失，就会导致出力的人，力量没出多少却把钱坑走了。这样的例子今后也会也越来越多。那么如何规避?我感到要通过相干的公司治理文件和制度，要去尽可能地掩护投资人的权益。我们会谈了一个项目，代表中方投资人规定凡是重大的公司行动，例如公司对外举债、公司销售自己的资产、公司与第三方签署合同等，凡超过5万美元，须要求所有股东一致同意。这样我们作为投资人对于相似这样的行动就有一票否决权。此外，还包含，投资方派视察员常驻海外，进行监视;每月、每季度提供财务报表以及年度的审计报表等，这些都是对公司进行监视和掌握的方式。而法律不会主动赋予这些权利，而是须要会谈能力获得。

风险三：独家代理

郝勇律师说，我们的案子里有一个诉讼，大约20多年前一家中国企业到美国来合资，授予了美方50年的独家代理权，贸易、生产等均在美国开展业务。但是双方发生争议，中方以为美方玩忽职守，没有才能和资历实行协定;美方则以为中方违背了“独家代理”的商定。因此，在签署合同时，特殊是遇到这种“独家的权利”，提示投资方应格外谨严。一些中资企业斟酌海外投资时，最初签订协定不会想太多，但大家随着各自轨迹发展的不同，几十年后的事情当时没有预感到的，继而后来发生诉讼。((凤凰网财经北美/孙璎姝))